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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,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,及工作计划和每月需1000余元的经费预算。

    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开口,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,也十分谨慎。

    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。他说,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,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,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,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。

    据包惠僧回忆:“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,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,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,中共的工作方针、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。”①

    ①

    包惠僧.包惠僧回忆录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3.430

    陈独秀则认为中共“尚在幼年时期,一切工作尚未开展,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,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,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,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,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,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,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,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”②。

    ②

    包惠僧.包惠僧回忆录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3.430

    双方争论激烈,几次会谈都不成功。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,提示陈独秀说,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,中国也不能例外。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,猛一拍桌子,大声说:“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,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,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,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,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,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……”③说完拿起皮包就走,拉都拉不住。

    ③

    包惠僧.包惠僧回忆录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3.431

    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和受其领导,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,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。

    陈独秀个性极强,说一不二,向来不愿俯首听命。他说,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,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,不能受制于人。

    我们今天看陈独秀讲的话是很对的,但是问题就在于,一个刚刚成立的党,没有任何经济支撑,要独立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非常困难。党创建之初,上海、北京、湖南、山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非常困难。你要办各种刊物,你要搞工人夜校,你要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,还要翻译,这都需要钱。还有各地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,不能正常工作,不能坚持教书,还要做编辑,还要写文章,你要他们拿什么来生活,以什么样的资金来推动工人夜校、出版刊物等。当时上海小组派包惠僧南下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,连区区15块钱的路费都拿不出来,最后只好从私人手里借钱。

    陈独秀开始以革命为职业,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,经济上很不宽裕。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,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,月薪300元,他马上接受,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。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,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、编稿了。

    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。

    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,与陈独秀有同乡之谊。亚东图书馆出版的《独秀文存》有他一部分版税。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,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。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,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,便要问一句:“拿一点儿钱吧?”陈独秀便点点头,拿一点儿钱,再坐一会儿,就走了。

    即便如此,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。

    有困难总要去解决,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,包括陈独秀,他们怎么办?怎么为党工作?怎么认识这个党?是不是接受外来的援助?陈独秀的性格虽然非常刚烈,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,但面对如此窘境,他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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