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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章 火种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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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南昌起义在军、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,团、营、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。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,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,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。

    军事干部也是如此。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。

    领导干部如此,下面更难控制。

    营长、连长们结着伙走,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,带一个排、一个连公开离队。

    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。

    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,现在部队不行了,一碰就垮,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,不如现在穿便衣,到上海另外去搞。

    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、想当逃兵的证据,其实言之过重了。在当时那种局面下,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。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,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“另搞”。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,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。

    1927年10月3日,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,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。

   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。他当时正在发高烧,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。郭沫若回忆说,周恩来“脸色显得碧青。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,简单地检讨了一下。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,我们的情报太疏忽,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;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,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;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”。

    可以想见,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。

    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。周恩来报告后,“叶、贺部队”的叶挺说:“到了今天,只好当流寇,还有什么好说!”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,叶的所谓“流寇”,是指打游击。贺龙则表示:“我心不甘,我要干到底。就让我回到湘西,我要卷土重来。”

    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,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,会议匆匆散了。

    分头撤退途中,队伍被敌人冲散。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,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。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,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。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、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,三位真是生死难卜。

    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:“那条船,实在太小,真是一叶扁舟。我们四个人——恩来、叶挺、我和杨石魂,再加上船工,把小船挤得满满的。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,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。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。船太小,舱面没多少地方,风浪又大,小船摇晃得厉害,我们站不稳,甚至也坐不稳。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,以免被晃到海里去。这段行程相当艰难,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,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。”

    新中国成立后,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,讲过几段话,“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,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,即使要走,也不应走得太远,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,以占领一个出海口,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,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”,“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,南下广东,想依赖外援,攻打大城市,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,实行土地革命,建立农村根据地,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”。

    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“战术错误”、“情报疏忽”、“政治工作懈怠”和“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”了,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。

    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,也谈到南昌起义。他对周恩来说,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,失败以后,部队往海边撤退,想得到苏联的接济,那是“上海”,不是“上山”,那是错了。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,是错了,主席上了井冈山,是正确的。

    应该再补充一句: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。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,在“上海”过程中失败了。但“上山”的那部分力量,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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